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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庵:一張照片 三段故事

【新聞作者:​李重庵  來自:  已訪問: 責任編輯:劉旭陽 】

我家珍藏有一幅照片,先父李秉德(至純)特地給照片寫有説明:“紀念1944年與河大醫學院教授朱德明一家在潭頭重渡溝共避日寇侵略之難 1947年攝於開封”。

朱、李兩家合影(1947年6月)

照片中最左側穿西服者是我父親李秉德(字至純1912-2005),生於洛陽一個城市貧民家庭。作為長子,他在河南大學教育系勤奮攻讀的同時,還要課餘兼做教職幫助家裏接濟三個弟弟上學。1934年河大畢業,先後在開封教育實驗區實踐李廉方教學法、在燕京大學研究院教育系研習、在河南兩所師範學校任教、在湖北恩施任省教育廳督學,從1941年起直到拍此照時,在河南大學文學院教育系任副教授。照片右側的懷抱孩子者是我母親鄭孟芳(效蘭),河大教育系畢業,時任開封河南省立第一小學的校長。

照片位居中間高處的兩位成年人,是河南大學醫學院教授朱德明(戴眼鏡者)和倪桐崗(着短袖旗袍者)夫婦。朱德明先生是浙江人,留學德國獲慕尼黑大學醫學博士。其夫人倪桐崗先生是曾留學日本的婦產科名醫。照片中在大人周圍或站或坐的,則是朱、李兩家的7個孩子。

這是兩個家庭歡樂的合影。照片上的題字為:“三年前的今日走出重渡,今年今日歡送至純赴瑞,希望在三年後的今日能有一更歡樂的團聚”,日期是(民國)三六年六月十三日。題字的三句話,引出後面要講的三段故事。

兩家共避國難的生死之交

第一句話,“三年前的今日走出重渡”是怎麼回事?

抗日戰爭時期,河南大學從開封遷出,於1939年遷到嵩縣,大部分院系在縣城以西100華里的伏牛山腹地潭頭鎮。1944年4月,日軍渡過黃河侵佔鄭州等地,嵩縣縣城陷落。在潭頭的河大學生和沒有拖累的教職工便翻越伏牛山,向南撤了。當時我母親已懷九個月身孕,只能和人口多、難以走動的十幾家教師一起,暫且搬到潭頭鎮南30裏的重渡。5月10日,日軍進佔潭頭鎮殘害手無寸鐵的百姓和河大師生,河大醫學院院長張靜吾、農學院院長王直青等被日寇擄去當農夫,多名師生和家屬被日寇殺害,河大遭受了人員和圖書設備的慘重損失。

父親在《河南大學搬遷記》中回憶:“我們終於來到重渡。我與妻子商量決定:和醫學院教授朱德明、倪桐崗夫婦共同住在離重渡街四五里路的一個叫關溝的山溝裏,暫時不再往南跑了。因為鄭孟芳很快就該分娩,挺着大肚子根本無力翻越伏牛山,最安全的辦法是緊隨產科名醫倪桐崗大夫。朱、倪一家並無大的拖累,本來是可以翻越伏牛山南逃的,但他們情願暫留下來不走,和我們住在一起。倪大夫對鄭孟芳説:‘作為一個產科醫生,我不能撇下一個快臨產的產婦不管,等你分娩後我們再走。’這話實在令人感動,不僅表達了深厚的友情,更可貴的是表現出了多麼高尚的醫德!”

關溝是個只有三户農家的小山溝,日軍和國軍隨時可能光顧。在終日躲兵避匪提心吊膽中,老鄉幫忙在山溝對面的竹林裏搭了個茅草菴,裏面放一張牀。5月25日,我出生在這個重渡的草菴,父母起名重庵以示紀念。在倪桐崗大夫的護佑下,不僅母子平安,而且因我家準備的糖、麪粉、雞蛋之類全被國民黨軍散兵遊勇掠去了,產婦的食物也多虧朱家接濟。

6月上旬河大通知,已在淅川縣的荊紫關看好校址,準備開學上課。雖然母親產後虛弱,我們李家、朱家還是和其它滯留在重渡的十來户河大家屬一起,走出重渡,開始扶老攜幼翻越伏牛山的跋涉。按照片上所記,這天應是6月13日,母親產後不到二十天。他們走了三天才翻過伏牛山脈,之後父親徑奔荊紫關,母親則帶着我們姐弟到滔河去另覓省立一小的校址(她是省立一小的校長)。

本世紀初,父親給我講述這段經歷時手畫了一張地圖(圖2),從圖上可以想象當時河大師生及家屬的艱辛。父親有一篇回憶文章《河南大學搬遷記》,以親歷生動記述了河大8年5次搬遷中承受民族苦難、堅持民族教育的故事,和西南聯大的故事同樣感動人激勵人。

父親手畫的1944年河南大學搬遷路線及關溝地形圖

我一生感念,倪大夫和朱家是我們母子的救命恩人。朱、李兩家的友情已傳至下一代,本世紀初,兩家在北京重聚,又一同去重渡關溝尋覓60年前暫住處的遺址。

父親考取公費赴歐留學


照片題字第二句話表明,這天兩家隆重聚會留影,是為了歡送我父親赴瑞士留學。父親這時已不年輕,為何還要離開雙親、妻子和5個孩子,遠赴歐洲留學?這跟河大的歷史、師資和學術水平有關。資料稱1944年教育部綜合評估,河大名列全國國立大學第六名。朱教授所在的醫學院曾獲得過全國第三,教育系則是全國六大教育系之一。那時的河南大學,先後有近200位“海歸”教師。抗戰勝利、河大覆校時,父親已任副教授五年,有不錯的教學口碑和學術著述,併兼任校圖書館館長。但在河大要升職為教授,沒有海外留學經歷顯然是個弱項。更重要的是他痴情於教育專業,雖有燕京研究生求學經歷和從小學、師範到大學的教育實驗和教學的經驗,師從或請教於邰爽秋、晏陽初、梁漱溟、李廉方、黃炎培、陶行知等國內多名教育大家和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考察了各地眾多學校和教育機構,但此時他更覺得需要走出國門,瞭解和學習先進國家的教育,包括理論和實際。恰逢1946年當時教育部舉辦全國性的出國留學考試,有100個全額獎學金名額,他赴南京參加考試,考取了教育學科留學瑞士的公費全額獎學金名額。圖3是這一期留學生出國前類似培訓班的合影(父親位於中排左起第7),其中應有不少日後的學界各學科的翹楚,散佈在海峽兩岸和海外。其中我知道的有民盟前輩吳冠中、端木正等。幾乎在同時,父親的兩個弟弟李恆德、李志尚,也各自獲得其它獎學金資助赴美國留學,分別攻讀冶金和醫學的研究生。

教育部第二期留學生講習會始業禮攝影(1947年3月)

在兩家歡聚合影的當月,父親即乘船赴歐洲,在瑞士洛桑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日內瓦大學盧梭學院進修,受教於著名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教育實驗專家道特朗(Dottren)等。他還考察了歐洲5個國家的教育,特別注意學習模式和教育實驗等方面的理論和實踐。

從巴黎到蘭州

題字第三句話所説的兩家三年後更歡樂的團聚,並未如期實現。由於國家時勢的變化,兩家在兩地續寫新的故事。

1949年夏解放戰爭即將結束,當時在法國巴黎留學的父親決心回國。他自述“吸引我回國的只是一個很單純的想法:自從我開始受教育略懂點事的時候起,到現在這30多年間,國內一直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教育事業風雨飄搖,幾乎難以維持。現在國家就要太平了,我這個學教育的,為國家,也為自己所熱愛的教育事業,可以發揮作用的時候到來了。”因買不起客船票,他好不容易買到一張從馬賽到香港的法國貨輪(Andre Lebon號)的船票,上船後方見同船回國的留歐同學共十餘人,其中留法的還有關肇直、張鴻燾、洪世奎、劉文清、顧壽觀和王道乾。船走了一個來月,9月初才到香港。在船上關肇直聯絡了願意到大陸解放區的留學生,到香港後又會同香港大學教授曹日昌為他們代購了到朝鮮仁川的船票(後來知道關和曹都是以地下黨組織的關係來辦這件事的)。這條英國船航行十來天后經停天津時他們下了船,之後即受到組織的熱情接待,並送他們順利到達北平。

那時中央教育部尚未成立,組織上很快就對他們作出安排,有的直接分配工作,如學數學的關肇直分到科研機構,幾個學醫的分到醫院和醫學院。學教育的我父親和學藝術的劉文清則安排到位於德勝門內拈花寺的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他們二人入第四班。華北大學的校長吳老(玉章)以及範老(文瀾)和成老(仿吾)給他們作過多次報告。1950年初,華北大學要改成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研究所(一班已畢業)的全體學員轉到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校長是劉瀾濤)的政治研究院(地址在西苑),重新編班,父親在第三班(圖4從後數第二排右1)。

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第三班學員與工作人員合影(1950)

這幾個月的政治學習的效果如何?這些“舊知識分子”有什麼變化?從父親回憶他分配工作的故事可見一斑:“祖國的需要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是當時學員中流行的口號。1950年6月(正好是朱李兩家合影後三年整)的一個星期六,學習小組長通知他:“組織上可能提前給你分配工作,你要做好思想準備。”第二天趁星期日休息,他去看望一位老師徐侍峯。徐(時任輔仁大學教務長兼代校長)説學校已經決定,待他學習畢業即請他來做教授。他只好解釋説“看來是不行了。”第三天星期一早飯後正準備學習,小組長突然找他:“組織上剛才通知説,已經給你分配工作了,現在就收拾行李準備走。”半小時後有幹部來領他上了一輛卡車,車上共十一二人,都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中午車到了中央教育部,一位熱情接待他們的幹部安排他們吃午飯,邊吃邊宣佈分配:“一批上東北,票已買好,吃過飯就上火車;另一批三人(劉文清、朱勃和李秉德)上西北,票還沒買好,今晚在招待所住一宿,明天坐火車去西安。”

三人抵西安後到西北區教育部報到,人事科長李運招待他們吃飯,説你們三人中有兩個學教育的,一個留西安,一個去蘭州。究竟誰去哪裏?停會兒問問江隆基部長再定。不一會兒,李傳達了江部長的話:“朱勃同志是雲南人,就留在西安,不要再走了;李秉德同志是北方人,就再辛苦一趟到蘭州西北師院去吧!”第二天,父親和劉文清(分配到蘭州大學)即與恰好來西北教育部辦事的西北師院代院長李化方一起,搭乘長途汽車奔赴蘭州。父親的工作地方和單位,就是這樣決定的。從此他在這裏持續工作了五十六年,直至生命結束。

1950年底,我母親鄭孟芳結束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學習,也被分配到西北師院工作,於是帶着我和三個姐姐從南京遷來蘭州與父親會合。圖5記錄了1947年兩家合影中的李家人悉數在蘭州的團聚。照片背景是我們所住的西北師院教授家屬院後牆,以及遠處光禿禿的蘭州北山,從中可以窺見那時的西北師院(儘管是6所國立師範高校之一)和蘭州,其工作生活環境,離河大和開封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圖中人物的愉快笑容,與1947年在開封的照片中並無二致。父親回憶當時的心情:“雖然如此(條件艱苦),我心裏還是很高興的,因為我對於給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滿意。我一向是教書的,現在仍要我教書;而且我學的專業是教育,現在到師範學院工作,很對口徑。我回國前的希望都如願以償了,怎能不高興呢?”

1951年攝於所住西北師院在十里店老街的教師家屬院後

他們懷着對國家、對工作的熱忱和希望,與眾多來自各地的教師們一起,在這所由北平師範大學1939年西遷、1946覆校後留下的“姊妹學校”以苦為樂辛勤耕耘。父親任教育系教授、副教務長,母親任幼教系講師兼附屬幼兒園主任。他們的這種熱情和心勁一直持續到1957年,便被突如其來荒唐莫名地打入了冰窟窿,而且長達20年。直到改革開放和平反冤假錯案,父親再次煥發學術青春多有著述,併成為全國首批教學論博士生導師,任過西北師院院長和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最欣慰的是培養了眾多優秀學生,以及為他所熱愛的專業一直工作到生命終止。

兩家合影中另一半的朱家留在開封,後到鄭州。朱、倪兩位醫學專家為河南省的醫衞事業貢獻突出。在後來的院系調整中,河南大學動了大手術,朱教授參與負責鄭州醫學院的建立。他做過河南省人民醫院院長、省衞生廳副廳長。倪大夫1956年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當過河南省婦產醫院院長兼助產學校校長,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並在第一次會議(1964.12-1965.1)上獨立提交了兩份代表提案,都是關於加強婦幼衞生隊伍建設和婦幼衞生專業及教材建設的建議。她一生醫德高尚,即使在文革中自身不保的最黑暗時刻,仍然救治和資助多名危重和困難病婦。

當年朱、李兩家在開封“三年後”團聚的願望未能實現,幾十年間兩家失去了聯繫。直到本世紀初我調到北京工作,才聯絡上在北航工作的朱家大哥,終於有了2004年兩家再次“歡樂的團聚”,但距上一次團聚已是跨越世紀的60年之後,比當初的約定遲到了57年。(圖6)

遲到了57年的朱李兩家團聚(2004北京)

李秉德教授,生於1912年,洛陽人,當代著名教育家。1928年入河南大學預科,1930年升入本科,主學英文,輔學教育。次年改主修為教育。1934年大學畢業後受聘河南開封教育實驗區,從事“廉方教學法”實驗。1936年入燕京大學,攻讀鄉村教育研究生。1937年抗日戰爭暴發,中斷學業。曾擔任湖北教育廳督學,河南大學教育系副教授,河南大學圖書館館長等。1947年赴瑞士、法國留學,曾在日內瓦大學盧梭學院師從皮亞傑。1949年回國。1950年響應黨的號召,到西北師範大學任教。1950年代初加入民盟。2005年因病逝世,享年93歲。

李重庵,男,漢族,1944年5月生,河南省洛陽市人。1987年12月加入民盟。1968年北京大學力學專業畢業。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錄入時間:2020-11-18[打印此文]【遞四方香港末端】[關閉窗口]